回顾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

熊：当时开批判会、写大字报是不是有任务？大家必须完成？

王：进入“824”组之后这类活动我就很少参加了。但全院大会大家必须参加（那时候全院常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）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全院大会少了。有时候来了运动，我们就派个代表写点大字报表表态。

熊：我读过当时的一些会议纪要。它们常常声称近期开展的某某运动，或抓的某项政治学习，对你们的业务工作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。写这些话时大家是真诚的吗？

王：这都是官话嘛，只是说说而已。那时候政治挂帅，形式的东西多一点。在当时来讲，也未必就完全是违心的，但有点辞不达意。政治跟业务的联系其实并不紧密。

熊：您能介绍一下高层领导对这项工作的关注情况吗？

王：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对这个工作有批示，但我没听说过周恩来、聂荣臻对这个工作有批示。作为语录，我们还学习过毛泽东的“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”这句话。说老实话，作为科研工作者，我们觉得“824”跟生命起源的关系是牵强附会的。1980年时，上海有家报纸将这项工作作为解开生命奥秘的一步来报道，我们对此很有意见。我们跟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说，这方面的通稿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写，然后你们再改，发表前交我们过目。所以很多通稿是我和上海的同志起草的。我们就怕他们弄出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出来。《人民日报》1966年12月报道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时，也称其揭开了生命的奥妙[3]。可我们科研人员是不会这么认为的。

熊：我读过你们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，上面提到王洪文给824工作作批示一事。该文称，哪里有成果，“四人帮”就把手伸到哪里摘桃子。[4]

王：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意思。那时候“824”工作挂了一个政治招牌，不同的领导都抓这个工作。

集体的智慧

熊：听说有关单位在全合成论文的署名问题上争得比较厉害？

王：“824” 3’半分子合成的文章于1980年发表在《科学通报》上，署名“人工合成核酸协作组”，注解上列出参加单位名称。中科院单位排序，记得是按研究所英文字母先后排序。全合成完成后文章发表在1983年《中国科学》上，署名时列出了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。协作组就名单问题讨论多次，当时我在德国进修，没有亲身参与，只听说争论比较激烈。后来院部召开会议反复协调，才确定单位次序和各研究单位人员数量、人员排序。涉及13年许多研究单位的大协作，在表现单位、个人贡献的最后文章的署名上，出现争论是必然的。

在中华世纪坛上刻有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一些国家大事，其中有这么一条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于1982年合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。生化所后连个“等”字都没有。其实这是个非常集体的工作，生化所及王德宝先生当然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，但如果只提一个所和一个人，还是不合乎事实的。现在的科学研究，越来越需要协作，越来越需要集体智慧。拿生物学来说，它越来越变成了系统科学。像研究代谢、大脑等，很多工作都不是一个科学家能完成的，而需要集成大量科学家的智慧，一步步向前推进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系统科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它团结了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，最后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作。合成tRNA_y^Ala也是个系统科学，不仅仅包含合成部分，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研究、探索工作。材料的准备，人力的组织（哪个研究所、哪个科学家适合做什么），路线的探索，这里面不仅仅有学术问题，还有很多非学术问题，后者通过科学工作而表现出来。这项工作的完成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不只是几个人的贡献。

熊：这项工作完成后，得到了哪些重要奖励？

王：最重要的奖励是1984年的中国科学院一等奖和1987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。1987年的奖金为10000元，我分到了几百块。这时候我已经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当副局长了。王德宝先生来看我，带给我这些钱，还给了我一个奖章。

影响和评价

熊：“824”工作完成之后，相关研究者的去向如何？

王：工作结束之后，大家纷纷出国，然后各干各的。我还做tRNA，更多的改做生物技术，尤其是转基因方面的工作。

熊：那些工作更主流一点？

王：是的。能拿到较多的经费。像生化所，863计划的钱拿了几千万。细胞所的郭礼和等也都做生物技术。我做局长时，生化所所长林其谁跟我讨论过一个问题：863计划对生化所到底是好是坏？生化所本来是最有条件做基础研究的，可在863计划的引导下，他们主要做生物工程去了（他们的主力部队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参与863项目）。863计划也好，基因工程也好，跟踪国外工作较多，不能说没创新，但真正创新的东西很少。林其谁的话不无道理。但如果他们不拿863计划的钱，他们又从哪里去拿资助，去做什么呢？那时候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金还很少。基础研究的经费是很有限的。

熊：1986年之前，原“824”组的人在做什么？

王：一般都出国了，有很多人不再回来。王德宝先生那个组的主力郑可沁、吴仁龙都在国外未归。他们组也有回来的，接着做tRNA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研究。我也做这方面的工作。王德宝、刘望夷他们后来出了一本书——《转移核糖核酸——结构、功能与合成》。

熊：您当时去了德国，是吧？

王：1982年我获得德国洪堡基金，到哥廷根马普实验医学研究所F. Cramer教授实验室学习。我先学了四个月的德语，然后进实验室，跟一个美国来的博士合作，研究甲硫氨酸tRNA末端转移酶跟tRNA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。为了弄清楚它跟tRNA分子的哪些片段或哪些碱基（包括稀有碱基）有识别关系，需要合成缺失某些片段的tRNA分子，然后测定其生物活性。美国博士的任务是用化学方法合成寡核苷酸小片段。此时小片段的化学合成在方法上已经相当成熟，合成效率很高（当然不同碱基难度有区别），但若超出5个核苷酸以上，产率就低了。他把路线设计好，很多工作交给实验员去做，然后自己做提纯工作。他把小片段合成好之后，交给我做酶促合成大片段。我到实验室时，他已合成了三四个小片段。我用RNA连接酶将这些小片段连接起来，产率也很高，可达到60-80%。我们的工作很顺利，合作了不到一年，就完成了论文，发表在Nucleic Acid Research（《核酸研究》）杂志上。虽然并不需要用到特别长的寡聚核苷酸链，但我们完成的合成工作也相当可观——达到了半个tRNA分子的长度。

熊：距离“824”工作的启动快40年了，现在您如何看待这项工作？

王：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认为“824”是个很值得做的工作。因为自己得到了锻炼，学到了一些东西，并且经过努力，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。要不然，十年“文革”，你不也晃荡过去了？它对于中国分子生物学，特别是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1980年代以来，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很快，生物技术方面的一些药物，包括育种、转基因方面的工作，国外出来不久，我们马上也能跟着做，这跟“824”所带起来的队伍有关系。像郭礼和、张其玖等，工作都做得很不错。生物物理所二室的很多同志后来都搞生物技术。接着的863生物技术攻关，也促进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国生物技术的跟进、发展，在发展中国还是不错的。

熊：这是“824”的长远影响啦。我国的核酸工业也是从你们这儿起步的，是吗？

王：那当然啦。根子就在“824”，它带动了全国核酸工业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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