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工作

王：现场拍的。这个工作很受宣传部门重视，当时《解放日报》等媒体派记者盯在那里。1982年1月开学术报告会时，也有很多宣传部门的记者参加。

工作条件

熊：你们当时的工作条件如何？

王：早期特别辛苦。纯化酶时，我成天在低温室里加班加点。那时候没有好的监测仪器，柱层析收集液往往要一个一个测。部分收集器是国产的，经常出毛病，动不动就卡在那儿，所以必须蹲在那里看。尽管条件非常艰苦，但当时也有优越之处：经费不用发愁，大型仪器设备你尽管订好了——当然主要是订购国产的。高速离心机我们先有天津产的，然后有东德的，再后有了日本产的。我们需要一些树脂，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院部也曾特意为我们进口过，但量很少。我们还使用了不少“文革”之前进口的设备。它们大多来自北京生物实验中心。该中心刚成立没多久，人员就去了干校，仪器设备都是新的。它们的高速离心机、紫外分光光度计、红外分光光度计等都搬到我们那儿去了。那些设备还是很好的。我们用的紫外分光光度计是日本岛津的，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了。应该说院部还是尽其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总的说来，那时候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，几乎没有经费问题。

熊：824工作总共花了多少钱？

王：工作究竟花了多少钱没有统计，也没法统计。当时人力成本很低，也没有新买很多很贵的仪器、药品，同位素标记的ATP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现在想来，真正花了很多钱的地方也不是太多。主要是消耗了大量的试剂材料。

工作低潮

熊：“824”工作持续了13年多的时间，中间有无明显的高潮、低潮期？

王：有。我对此有深刻印象。这项工作前期进展缓慢， 1974年时合成八肽，报了个喜，生化所盖起了一栋大楼。然后1975、1976年时工作转入低潮，大家意志低沉。这时候还没有制备出RNA连接酶，合成路线还没走通，而用DNA连接酶的话，工作量至少又增加了不少，大家觉得距离胜利还十分遥远，人心有一定的浮动。

熊：1968-1974年间有无低潮？

王：那时候还没看到胜利的曙光，好像盖房子还处在造砖头阶段，人心反倒比较稳定。反正没什么别的事可干，就做这个项目吧。当时维系这个集体的更多的是一种使命感，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。

熊：因为工作进展缓慢，有人把“824”工作文革期间的这8年说得一无是处。您如何评价这种看法？

王：前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，而且训练了人。我本人应当说是“824”工作的骨干力量，可当初参与这项工作时，大学刚毕业，还只做过本科毕业论文（有幸到生物物理所去做论文），还不像硕士、博士一样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，查文献的能力也有限。其他参与者也跟我一样，绝大多数都没什么知识积累、实验技能的积累。把我们从无到有训练成科研人才，还是需要时间的。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确实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，出了一些中间成果。

有人批评“824”工作说：时间太长、人海战术、不足为荣。人海战术也是历史造成的。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时，说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，然后组织了很多的人去干，包括生产实验原料等，这种做法当然值得商榷。但“824”和人工合成胰岛素一样，通过这种方式，最后还是成功了。所以还是有成功经验可言的。现在是大科学时代，这种协作精神还是需要的。虽然大协作不是最好的科研组织方式，但也是一种重要的、必要的组织方式。

政治活动的影响

熊：这项工作的前期是在“文革”中进行的，在工作方式上是不是有自己的特点？

王：那时候会议很多。大的会议一般由院部的过兴先先生来组织（参加者包括院领导、所领导、小组负责人等），各相关单位都派代表参加。开会时，总是安排前面一天或半天学毛著或报刊重要文章——这个节目不能没有，否则是件很可怕的事。往往没什么人发言，所以有时候很尴尬，最后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把这一天或半天熬过去。我记得北京大学的沈同教授，他人很好，会议一冷场，他就来一段。学完毛著后大家介绍工作进展，讲述自己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谈论研究工作，最后再调整工作计划，重新分工。1977年之前失败的事情的蛮多的，工作一般都没有按计划完成。

熊：按计划完成的工作几乎没有吧。

王：哈哈。那时候经常制订一些口号，比如说五年完成，八年完成，可这些口号从来没有实现过。但是谁都不提下马之事。这样的决心不能下，没人敢说这句话。越到最后，特别是合成八核苷酸，王洪文作出批示之后，包括院里的领导，都不敢说这样的话。它已经变成政治任务了，大家没有办法，只能往前做。

熊：为什么不学毛著就会很可怕？

王：一个会议，要是连毛著都不学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不学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领导还想不想当？当时是这样的思维，不这样做就会对整个业务工作造成影响。

熊：能介绍一下您在“文革”期间所渡过的典型一天吗？

王：在参加“824”工作之前，我们每天先学习一小时的毛著，背《愚公移山》老三篇等，然后就没什么事了，由所里安排写大字报、搞批判等。也有少量例外的，他们还对核爆炸辐射的生化效应等作一点研究，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也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到“824”组之后，我开始参加业务活动。在工厂里是白天黑夜加班的，因为上层析柱后工作是不能停的。我们与工人师傅处得很有感情，经常在一起学毛著、唱歌、搞联欢等……

熊：过得很快活？

王：是的，很快活。我于1968年结婚，1969年参加824任务，那时候是不大顾家的，我爱人有时候跑到厂里去找我。

1971年后我们回到所里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上班时间就不怎么学毛著了，只是一星期安排半天政治学习，还有就是经常在下班之后安排政治学习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。回到城里家中时已是晚上8点之后了，捅一捅煤炉，再生火做晚饭。晚上学习的时间比较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政治学习的时间安排到了业余。还有，所里重要的批判会我们必须参加（重要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不敢怠慢）。抓“五一六”、“批林批孔”对我们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我们一直是业务为主，并没有扔下工作大动干戈去搞批判活动。当然，也不能完全脱离批判活动。

熊：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多吗？

王：不少。包括全所的批判会、秋收下乡劳动（一去就是一周至十多天）等。政治活动一星期占去了我们一两天时间，但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业务上。到后来，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任务都是有明确指标的。

熊：经常加班，大家还很积极吗？

王：当时加班加点是很正常的。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，设备比较差，很多实验都得有人一直在旁边盯着，而一个生化实验经常要做较长的时间（超出八小时之外）。搞原料应用时，我们就住在工厂、农村里。那时候革命责任感很强，是不大顾家的。

熊：后期你们还去农村吗？

王：早期我们在南苑、大白楼设了点，有实验地，成天骑车跑来跑去。后来大家排队去五七干校，每期二室都要去一两人。说起去农村，还有一件好玩的事。当时生物物理所被改为总后825部队。就给了一个番号，没有服装，也没有封官，照样要到农村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可我们一到农村，农民们却对我们说：“向解放军同志学习”。

熊：整个二室有多少人？

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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