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灵与肉_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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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她爬下梯子时，苗条的身貌让路绘两套颤抖着的大皮爱，还有皮爱左右两边甩出的一颖颖冰凉水殊。
　　6

　　特丽莎进屋去穿衣，站在大镜子前面。
　　不，她的身体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胸前也没洼什么大皮爱。事实上，她的乳房很小，母亲就常常嘲笑她只有这样小的乳房。直到托马斯来以前，她一直对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复杂。大小倒无所谓，只是乳头周围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。假使她能设计自己的身体的话，她会选择那种不打眼的乳头，拱弧线上的乳头不要挺突，颜色也要同皮肤色混为一体。她想她的乳晕就象原始主义画家为客人画的se情画中的深红色大目标一样。
　　瞧着自己，她想知道，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长一毫米的话她会是个什么样子，要多久她的脸才能变得象别人的一样？
　　如果她身体的各个部分有的长大，有的缩小，那么特丽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，她还会是自己吗？她还是特丽莎吗？
　　当然，即使特丽莎完全不象特丽莎，体内的灵魂将依然如故，而且会惊讶地注视着身体的每个变化。
　　那么，特丽莎与她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的身体有权利称自己为特丽莎吗？如果不可以，这个名字是指谁呢？仅仅是某种非物质和无形的东西吗？
　　（特丽莎从儿时起就思考着这些问题。的确，只有真正严肃的问题才是一个孩子能提出的问题，只有最孩子气的问题才是真正严肃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，换一句话说，正是这些无解的问题限制了人类的可能性，描划了人类生存的界线。）
　　特丽莎站在镜子前面迷惑不解，看着自己的身体象看一个异物，一个指定是她而非别人的异物。她对此厌恶。这个身体无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体，它挫伤和欺骗了她。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着他头发里其他女人下体的气味！
　　她突然希望，能象辞退一个佣人那样来打发自己的身体：仅仅让灵魂与托马斯呆在一起好了，把自已的身体送到世间去，表现得象其他女性身体一样，表现在男性身体旁边。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，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战役中已经败北，只好自个儿一走了之！
　　7

　　她回到家，逼着自己站在厨房里随意吃了点午饭，已是三点半了。她给卡列宁套上皮带，走着去城郊（又是走！）她工作的旅店。她被杂志社解雇以后就在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。那是她从苏黎世回来后几个月的事了：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，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。她通过朋友找到了这份工作，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，暂时在这里避避风：会计是一位前神学教授，服务台里坐着一位大使（他在外国电视里抗议入侵）。
　　她又一次为自己的腿担忧。还在小镇餐馆里当女招待时，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员腿上都是静脉曲张，就吓坏了。这种职业病源是每天端着沉重的碗碟，走，跑，站。但新工作没有那么多要求。每次接班，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拖出来，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，给顾客上上酒，在餐柜旁边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卡列宁驯服地躺在她脚旁。
　　她结完帐，把现金收据交给旅馆头头，已经过半夜了。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别。服务台后面的门通向一间小屋，还有一张他可以打个腕的窄床。值班床上的墙上方贴着他自己和许多人的镶边照片，那些人冲着镜头笑，跟他握手，或者伴他坐在桌子边上签写什么东西。有些照片附有亲笔签名。这个光荣角里还陈列着一张照片，那是他自己与面带微笑的肯尼迪。
　　这天晚上，特丽莎走进这间屋子，发现他的交谈者并非肯尼迪，而是一位六旬老翁。她从未见过此入，那老头一见她也立即住了嘴。
　　“没关系，”大使说，“她是朋友，在她面前你尽可随便说话。”然后又对她说，“他儿子今天给判了五年。”
　　她后来才知道，在入侵开始的那几天，这老头的儿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监视着入侵特种兵部队的某所大楼，看见有些捷克人在那里进进出出，显然是为入侵者服务的特务，他和朋友们就跟踪那些人，查清他们的汽车牌号，把情报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电台和电视台，再由他们警告公众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孩子与他的朋友曾彻底搜查过一个叛国贼。
　　孩子的父亲说：“这张片子是唯一罪证，他们亮出来以前，他什么也不承认。”
　　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报纸的剪样：“这是从1968年的《时报》上剪下来的。”
　　照片是一个小伙子掐着另一个人的喉头，后面有围观的人群。照片标题是：《惩办勾结者》。
　　特丽莎松了口气，那不是她拍的照片。
　　她带着卡列宁回家，步行穿过夜幕下的布拉格，想着她那些拍摄坦克的日子。他们是多么天真，以为自己拍照是冒着性命为祖国而战，事实上这些照片却帮了警察局的忙。
　　她一点半才到家。托马斯睡着了，头发散发出女人下体的气味。
　　8

　　什么是调情？有人可能会说，调情就是勾引另一个人使之相信有xing交的可能，同时又不让这种可能成为现实。换句话说，调情便是允诺无确切保证的xing交。
　　特丽莎站在酒柜后，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与她调情。她对那些潮水般涌来没完没了的奉承话、下流双关语、低级故事、猥亵要求、笑脸和挤眉弄眼……生气吗？一点儿也不。她怀着不可抑制的欲望，要在社会底层暴露自己的身体（那个她想驱逐到大千世界里的异体）。
　　托马斯总是努力使她相信，爱情与zuo爱是两回事。她当时拒绝理解这一点，而现在，她周围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，与他们zuo爱会怎么样呢？如果只以那种称为调情的、即无保证的允诺形式，她渴望一试。
　　不要误会，特丽莎并不希望报复托马斯，只是希望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。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负担：看待事物太严肃，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剧，捕捉不住生理之爱的轻松和消遣乐趣。她多么希望能学会轻松！她期望有人帮助她去掉这种不合时代新潮的态度。
　　对某些女人来说，如果调情只是她们的第二天性，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；对特丽莎来说，调情则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，目的是告诉她：她是谁，她能做些什么。她把这一问题变得重要而严肃，使之失去了轻松，变得有逼迫感，变得费劲，力不胜任。她打破了允诺和不给保证之间的平衡（谁能保持平衡即说明他有调情的精湛技巧）；过分热情地允诺，却没表达清楚这个允诺中包含着她未作保证的另一方面。换一句话说，她绘每一个人的印象就是她准备接受任何人。男人们感到已被允诺，一旦他们向她要求允诺兑现，却遭到强烈的反抗。他们对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，她是狡诈的，蓄谋害人。
　　9

　　一天，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，好生生的谈话中不时跳出一些挑逗字眼，如同作画时画错了一条线，既不能继续画下去又不能抹掉。
　　“那是你的一双腿。”
　　“你的眼睛能看透木头嘛！”她回敬道。
　　“我在街上就看见你了。”他回答。这时她转身去侍候别人。等她忙完了，他要一杯白兰地。她摇了摇头。
　　“我十八岁了！”他抗议。
　　“把身份证给我看看。”特丽莎说。
　　“不！”少年回答。
　　“那么来点软饮料？”特丽莎说。
　　少年一言不发起身就走了。约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又转来，动作夸张地找了张凳子坐下，十步之内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气。“软饮料拿来！”他命令。
　　“怎么啦，你醉了！”特丽莎说。
　　少年指着特丽莎身后墙上接的一块牌子：严禁供应未成年孩子酒精饮料，说：“禁止你们卖酒给我，但禁不住我喝酒。”
　　“你在哪儿喝醉的？”特丽莎问。
　　“对门的酒吧。”他哈哈大笑，再一次要软饮料。
　　“你干嘛不在那儿喝？”
　　“因为我想看见你，我爱你。”
　　他的脸古怪地扭曲着，特丽莎很难断定他是讥笑、是求爱、还是开玩笑。或者他纯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说些什么。
　　她把软饮料放在他面前，回到别的顾客那里去了。“我爱你”这句话似乎使少年用尽了力气，他默默地喝光了酒，把钱放在柜台上，没等特丽莎有机会看他便溜走了。
　　他走了一会儿，一个秃顶的矮个子喝着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给年轻人喝酒是犯法的。”
　　“我没给他酒，那是软饮料！”
　　“我看见你倒了什么！”
　　“你说什么？”
　　“再给我一杯伏特加，”秃头又加了—J句，“我已经看你有一阵子啦。”
　　“闭嘴！也不感谢一个漂亮姑娘给你的跟福？”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，见此情景插了进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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